早教嘉峪关
几年后,王阳导演的纪录片《中国门》带我们来到甘肃会宁县,一个众所周知的西北高考状元县,让我们看到汇集了四面八方贫困农村孩子的会宁一中,将如何在经济脱困、翻身下课的希望中通过高考,给这些没日没夜苦读的学生施加层层压力。其实中国之门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它不仅记录了完全失去青春、只有日夜背诵的甘肃农民的孩子,还把镜头转向北京,采访那些像贫民窟一样挤在唐家岭地区、只能在街头做临时工的外地大学毕业生。此外,影片还继续带我们去上海,见证一个从小被迫学琴的城市中产阶级女孩,和一群带着还不会走路的婴儿的年轻父母的不愉快成长经历,参加“高级早教机构”学前班昂贵的英语培训课程,让孩子更早“聪明”。
一方面,我同意张献民对高考的厌恶。通过高考这个狭窄的入口获得成功、翻身、出人头地的“中国梦”,是一场连环噩梦,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也蔓延到整个中国社会。现代版的科举机制,以及他继续强化的封建价值和社会控制,正在牢牢地巩固着这个完善的、封闭的读书、升学、高考体系。现在,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思维也可以和“中华崛起”可以改变国家命运的论调联系起来:贫困阶层通过考上大学走向经济发达的城市生活,而以“更快、更高、更强”为经济建设指导原则的中国,使国民经济发展成为唯一的价值和意识形态,成为农村城市青年追求自我和自我意义的绝对方向。
在《中国门》里,一个来自北京农村的年轻人坚定地说:“我不觉得我傻,但我足够勤劳。我相信我以后会好的,所以我决定留在北京。”抱着这样一个“中国梦”的年轻人,和那些抱着“美国梦”的移民一样可敬,一样可悲。他们认为大都市充满机遇,只要肯努力,终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他们看不到今天美国或者中国的资本市场的结构性剥削,已经让大部分底层的辛勤劳动者永无翻身之日,只能在阶级社会里转来转去,甚至消失。
有意思的是,王阳导演在这部影片中,以及他对作品的阐述中,透露出一种更复杂、更开放的高考观。影片确实清晰地展现了农村和城市少年的不同压力,但他认为,高考带来的人生噩梦,伴随着它为农村孩子提供的希望和可能。所以,在导演的提醒下,我们或许应该暂时拿掉“这些孩子正被新科举压迫”的即时阅读效应,去思考“高考”与“中国梦”的辩证意义;如果说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带来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种问题,但许多可能性(包括未来的政治改革)也能从中发生,那么,同样的逻辑,我们也不能期待,在那些希望通过高考改变个人命运的人当中,有一小部分人会获得自我反思的机会,最终成为未来改变中国命运的队伍。
突然想到一个目前在广州传媒工作的年轻朋友,正式从甘肃嘉峪关附近的青年。我很佩服这个好朋友,高考赢了进了北大,来到城市学习工作。但他很早就建立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能力,能够批判地看待自己和国家的各种问题,并开始在平面媒体工作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门》里那些清晨五点半涌入会宁一中开始背诵的农村孩子,大概还有很多真正改变中国未来的种子,值得我们在困境中期待。
(摘自《机不可失》cnex纪录片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