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么读书的？
第一种是直接发声法。直接发音法盛行于汉代。这在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中尤为突出。《说文解字》中，汉字的读音常被说成“读似某”或“某音”，事实就是如此。比如《说文》中的“材、才、音”一词，就是说“材”字的读音要读作“才”。后世学者形容这种方法为“阴谋论”，意思是一样的。比如唐代陆德明写的经典释义，就有“拾音十”四个字。直接发声法虽然简单易懂，但局限性很大。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汉字没有同音字的情况，比如“丢”字，我们找不到同音字来注出顺音；有时候，虽然这个字有一个顺音，但是那些顺音的汉字比注音的汉字更难理解，更难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生僻字来记常用字是违背学习原则的。
另一种注音方法和直接发音法很像，就是用同音异调的词来注音。比如《康熙字典》就注了“刀”字。“道”是平浊字，“道”是去声字。用“道”来注音是不准确的，只有改变“道”的声调才能得到“道”的读音。同样，这种注音法虽然比直读法好，但是因为需要先变调再读读音，所以不是很方便。
还有一种注音，称为反切，也叫反音切。从东汉到清末的一千六百多年间，反切法一直在汉字注音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反切法的起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源于三国时的孙艳、任伟。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北齐颜之推《颜家训》中的隐词:“孙(即)造尔雅，是汉末特有的讽刺。至于魏氏，此事甚得人心。”二是源于东汉末年的奉孝。日本史的《四谛谈藏》引用唐代吴璇《云泉》中的“反音例”说:“只有真诚，才是反音。”清代张等人主张这一观点。第三，来自西域。宋代陈的《解支斋问题》卷三:“反切之学盛行于从西域到中国和齐梁。”第四，中国自古就有。这种说法可能来自于“双音”。沈括在《孟茜笔谈》“文艺二”卷十五中写道:“用韵之学，起于西域，汉人教字读如某字，不用反切。但古语中有两个词，如“不是”的“不是”，是“不是”的“为什么不是”，是“尔”的“所以”，是“耳”的“刚”，是“朱”的“差不多”，类似于西域音。也可能源于人物的创造。清代刘熙载《说温爽声》中的叙述说:“切分始于西域？“不尽然。这件事是从魏开始的？不完全是。但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岳:从写作之初就开始了。徐氏《说文》附于字下声，令其苦不堪言。夫六书中，较难知，似谐声。叠韵和双音都很和谐。徐氏论"将"与"和"。《史》时，并无叠韵、双声之称，但“河”与“可”为叠韵，“河”与“作”为双声，确有其事。后人截音，下字为韵，取叠韵；最后一个字是母，取双音。不然怎么打开？”
反切法是用两个字拼一个音。比如“常”字的读音是“统治者好”，也就是说“统治者”和“好”是拼在一起的，而“常”字的读音是在唐代得到的，去掉了“反”字，叫“某某”，比如“常，统治者好。”可见，反切是一种拼音方法，但与现代汉语拼音不同。现代汉语拼音是音素拼音，即每个音素用一个或两个字母表示。所以，用汉语拼音，可以用一个字母，比如“哦”，两个字母，比如“四”，三四个字母来标注一个汉字的读音。反切是根据音韵学原理，其实是双拼法，总是用两个字来拼音。
反切中，第一个字(上字)代表声母，第二个字(下字)代表韵母，即使声调是“零声母”，也一定有反切上字。比如“安”就是“吴汉切”。同样，即使有一个元音既有开头又有结尾，也只能删减一个单词。比如“香”的意思就是“徐良切”。
可以看出，反切比上面两种注音方法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不可避免的是，反正切法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既然倒上字代表声母，那就应该只代表辅音，但实际上每个汉字都代表一个完整的音节，不存在单纯代表辅音的汉字。既然倒写的汉字代表元音，就应该只代表元音，但同样的，以元音开头的汉字也很少，所以往往需要借用带辅音的汉字作为倒写的汉字；其次，在音韵学上，反切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倒过来的上字和它切的字不一定一样(所谓“胡”是音韵学上的一个概念。现代汉语中有张口叫、直齿叫、闭口叫和夹口叫，而中世纪只有张口叫和闭口叫两种)。比如《武，愁被割》，其中“武”是口型叫，“愁”是开口叫。
在以后的朝代里，反切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其中以《广韵》和《集韵》最为突出。虽然都是宋代韵书，相差不过几十年，但是《集韵》的反相切已经提高了很多。明代的吕坤写了《交泰云》，清代的潘磊写了《雷音》，设计了一种新的反切法。
但无论如何，用汉字注音都会有局限性。所以明朝以后，中国开始出现用字母注音的方法。是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发明的。最早是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26个声母44个韵母的拼音方案，后由传教士金尼格在杭州出版《西方儒学的耳目》。这是最早的用音素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的词汇。因为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所以称之为“李、金方案”。它的出现引发了几百年后中国使用字母拼音的潮流。到了清末民初，切分音出现了，经过改进，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字典最后一页看到的音标(音标旁边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