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生平事迹

赵凤昌在广州待了几年,恰逢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他很赏识他,要他做总督衙门的文案,参与一切秘事。后来跟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一职,走得很近。赵凤昌被张之洞信任和依赖,除了他聪明好学,足智多谋,机警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记忆力极好。张之洞过着慵懒随性的生活。他没有一定的作息时间。他随意留下书籍和官方文件。有时他在审阅公文时睡着了。醒来后突然想到要复习哪本书,有时候也在看书。突然他想查往年的文件,找某个公文。只有赵凤昌有这个记忆,可以随叫随到。张之洞把日常的公文、书信看完就丢弃了,忘记了就不好找了。只有赵凤昌一天一天替他编目归档,整理得有条不紊。

赵凤昌文理普通,但跟随张之洞多年,居然能临摹公简,而且临摹张的书法也能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和张之洞朝夕相处,忍不住引用很多老乡的话。有一年,大理寺馆长徐志祥给张之洞打了个九折,其中涉及到赵凤昌的名字。两江总督刘坤一移交清廷调查,刘的调查在折内。张之洞说什么都好,但是为了参加演出的人的面子,他说赵凤昌忍不住有“逞能”的情节,把赵凤昌辞退了,再也不用来叙了。刘坤一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张之洞,让赵凤昌承担责任。张之洞觉得很遗憾,就向盛宣怀要了一个武昌电报局的前端信使给赵凤昌,派他住在上海,处理通讯、交通等机要事务。

当年的武昌,流传着“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段子,可见赵在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觑。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慈禧太后奉诏宣战,通电各省时,张謇、赵凤昌、盛宣怀等人在上海出谋划策,分别游说两江、湖广、张之洞、两广总督,以及李鸿章拒诏保东南。

张之洞一开始很犹豫。赵凤昌派人到武昌面见陈,并发电报给张说:“李鸿章、刘坤一已原则上完全同意,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也已由盛宣怀交涉,希望武昌出面主持。”于是,张、刘、李三人联名给各省将军、军长、督抚、督抚发电报,称北京义和团叛乱完全是段王、刚毅一手策动,弄瞎两宫,袭击使馆,擅自发布对各国宣战的诏书。希望省当局不要轻信,尽力维护当地秩序,保护外来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一关乎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中,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赵凤昌篡改圣旨。

赵凤昌见情况紧急,张之洞也不见皇上旨意。他怎么敢领导别人和外国签订互保条约?他甚至急中生智,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阳殿,西有两宫之幸,有诸侯护国之令,助庚申使狄青留京与他国开会。”

张之洞是个细心人,马上回答:“电报从哪里来的?我马上回复。”

赵逢昌为难,但见有秘解,立即去找盛宣怀,提议盛把他发给张之洞的同样的信分发给各省督抚,说确有此事。盛宣怀起初不敢,以为“圣旨怎敢捏造?”这是致命的,但他的意图是相当延迟。

赵凤昌还建议:“不能捏法令亡国。救国的障碍是什么?况且那叫洋电,就是西方人的电。如果我们闻到它,那只是为了传达它。”

赵凤昌可以算是诸葛的转世,“异能者”二字早已留好退路,可谓用心之深。如果外国势力不属实,将来圣者追究,最多也只是造谣而已,和伪造圣旨罪没法比,更别说外国势力了,也无从考证。

盛宣怀的电发出后,赵凤昌得以回复张之洞,说“盛也上了洋电,各省都已通电。我希望立即宣布,以确保该地的安全,避免事故”。

这些都是庚子年(1900)七月二十二日完成的。赵凤昌的行动速度是神仙们望尘莫及的。

7月26日,1900,上海鱼道联源在浙江北路混合法庭与外国驻沪领事举行会议。会前,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说是要和各国领事签约,才能正式宣战。“上海租界必须受各国保护,长江内陆受总督保护。两者互不干涉,优先保护商人的生活和产业。”

各省派代表到上海磋商前,盛宣怀先拟了八条草案,赵凤昌考虑修改后,又增加了《汉口租界与港口》两条,十条。

赵凤昌向盛宣怀建议:“既然你不在签约人员之列,这次就不必发言了。然而,主要召集人,上海鱼道联源,一直是穷人处理它,不善于折叠。你作为太常寺的本地君子,应该帮我。如果外国驻沪领事有难以回答的问题,于连元可以先私下和你商量,再作答复,这样可以有地方改。”

会上设置中外席,外国驻沪领事团领导在前,驻沪领事在后;在中国,根据赵凤昌事先的建议,上海路的俞连元坐在首位,盛宣怀坐在俞连元的边上。以下是各省派出的道士代表。场面很肃穆,双方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的脸都是冷的,东南危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讨论上。

各驻沪领事团领队、美国领事古纳问:“今天各省督抚派你来与各国签订互保条约。如果你们的皇帝再有杀洋人的法令,你们会服从吗?”

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朝廷宣战,圣命如天,但东南各省诸侯伺机而动,隐瞒不报。在会上回答“不服从命令”显然是“不服从”,但“不服从”没有正当性,有斩首之罪。如果答案是“服从法令”,那么战争就要开始了,何必坐下来谈《中外互保条约》!余连元脸色僵硬,说不出话来。

此刻,坐在一旁的盛宣怀轻声向俞连元暗示,俞答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谈判签约,就是说已经说清楚了。”。

“打和处理”这四个字是公函中常用的,但美国领事古纳可以理解为“已经得到上级批准”!这样,中外无异议,同意签约。

东南互保的成功,让清朝免于一场浩劫。

三国演义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今赵凤昌“藏帝而使诸侯”于布衣之身。

事后,慈禧太后回京,欣然赏赐盛宣怀,封太保亲王官衔。盛宣怀见到赵凤昌后,自觉抢走了别人的美色,十分尴尬,向赵解释。赵凤昌淡然一笑:“我没想邀功。”

“两袖清风,一肩挑明。”赵逢昌的“舌尖上打雷,胸中笑变星”,冒着斩首的危险,是明智而勇敢的,相当于第二个皇帝的后位,也是为他谋划全局,再次化险为夷,避免一场国内外卷入的战争,拯救未来崩溃的中国做了一次重要的热身。上海光复后,位于南洋路10号的赵宅“尹喜厅”成为各派显贵的聚集地。赵凤昌与官僚、士绅、同盟会以及光复社会各方人士都有交往。他胸怀宽广,足智多谋,对南北形势做出准确判断,经常想出出人意料的策略来整顿时局。

在赵凤昌《西藏萨格勒布》第一百零七卷中,有五条他制定的政治观点:“保存全国旧疆域,以巩固国家地位。化解一切种族界限,才能永远竞争。为了人民的幸福充分发挥人道主义。减少战争的时间和地点,迅速和平地恢复战争。联系全国军民,推动* * *落实。”这五种政治观点是高瞻远瞩的,超越了南北的观点。他在《目前应研究什么》的备忘录中写道:“一般机关应如何组织?如何做好一切施工准备?如何表达同事的意见?独立省份怎么运?如果满清政府还存在,应该如何处理?袁世凯、张绍曾等北方军队应如何联络?”他还起草了《组织全国会议小组的公告》:“武汉事变以来,各省、* * *和政治所作的反应,得到了全国舆论的承认。但是,如果一定要拿什么东西,那么作品就很容易观察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应该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模式。美国建国之初,各部之间颇有争议,对外暴露了团结的旗帜,对内隐藏了瓦解的机会。之所以苦战八年,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因为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拥有统一执行和维持秩序的权力。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各州立法机关,直到第三次会议我们才能确定国会是一个具有长期稳定性和历史的阶级。我国港口上海,海内外耳目所寄,又是交通便利,无兵灾之地。迫切需要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会议机构,采用第一次会议的方法,在国内外商讨适当的方法,以维护领土的统一,恢复人道主义的和平。请各省代表速来上海商谈。很期待。集体讨论的方法和提案提纲如下:1 .集体讨论的方法:1。通知各省旧咨议局委派一名代表留在上海;二、通知各省省长派一名代表到上海;三、有两个省以上的代表来上海,即第一次讨论,还有继续来讨论的。2.会议要求:1。公认的外交代表;第二,军事行动的联系方式;第三,对清皇室的处置。”这份草案是9月21日(1911111)苏杜、浙杜唐守谦、沪三人通电上海组织临时政府电文的蓝本,这份电文后来定名为“各省代表联合会”。赵凤昌还与北方权贵梁敦彦、唐、熊希龄等人交往密切。袁世凯作为宰相,从湖北前线回到北京组阁,任命梁敦彦为外交大臣。赵凤昌叫梁:“文明大规模,大势已去,是时候了。不要回北京,而是想办法阻止外国军队从外面来中国,想办法利用其他国家来阻止日本人的行动,以便将来保护中国。与大众交朋友,据实以告。”赵凤昌又给唐打电话,劝他“延期赴约”。

赵凤昌的妹夫洪叔祖是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的幕僚。他经常向赵弥汇报北京的政治形势。10月1日,洪叔祖给赵凤昌送了一封密函,向他通报了袁世凯从北京到唐以南期间游说清亲王的情况:“朱兄:上月初我在韶川看了哥哥的密电(唐引)。第二天,哥哥拟了个稿,托人转谈未来(引注:指赵秉军),至今没有效果。直到相城(袁世凯引)入京,这份草案才复印了两份到达。(少川之力)相城很赞成,但不好说,只好开少川之缺。(除非有空缺,否则我不会做)我将于27日进入首都,并商定措施。我哥28日入京,28日少川去见老青(奕劻引)反复说。老庆也讲了声泪俱下,但不能独断专行,让第二天早上决定。没想到,一天夜里,(大概是在与载沣等人秘密会谈)29早,大局又翻了,说我怕人民要* * *之类的话。举人(引注:徐世昌)与襄城皆斗,襄城直退,急得不得了;少川谋,即此目的由项城实施。(五天左右就能看到)如果不允许,今天就辞职,可以去争论。机会千载难逢,不要错过。(但是在上海当议员很难。中国南方的人会愿意少来四川吗?乞求秘密。)”(赵凤昌《西藏萨格勒布》卷108,《上海辛亥革命史料选编》1966,1版,P1069-1070)当时袁世凯正打算派唐南下讲和。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张謇和袁世凯就已经就如何应对未来局势的变化达成了默契。5月11日(1911六月七日),张謇赴京途中在河南张德下车,拜会已卸任退休的袁世凯。当时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引起了川、鄂、湘、粤、浙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社会动荡,充满危险。张謇代表江苏咨议局和士绅,恳求袁世凯出山救急。袁说服了他,并在派张时向他承诺:“终有一天,承蒙皇上恩宠,我会号令天下,一切依民意而行。换句话说,做你想做的。但我请求你告诉他们我各方面的诚意,请求你配合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受雇于清廷。他复出后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确实兑现了对张謇的承诺:攻占汉口、汉阳后,夺取武昌轻而易举,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张勋在南京遇袭时,如果从清江、徐州派兵增援,张勋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没有这样做。袁世凯知道,在人民军队中,除了孙文、黄兴,张謇也有一些潜在的力量。当他派唐去南方议和时,就暗暗告诉他:“你到了上海以后,一定要设法先见到张謇。你得告诉他,我会尊重他的意见并行动。”唐到上海后,首先拜访了赵凤昌,并邀请在“尹喜厅”与张謇见面。原来,唐在甲午战争后曾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并一度结识了赵凤昌。两人很投缘,知道赵和张謇是好朋友,就让他代约。

唐第一次与张謇见面,第一代袁世凯表达了阴权之意,并询问如何处理南北之乱。他愿意听从张的指示。唐向张、赵转达了袁世凯的诚意,并请张、赵调解南北矛盾,以促成早日解决。唐透露,如果推荐袁当总统,清场退位是没有问题的。张謇回答说:“所谓南北和谈,按目前的情况来看,是项城与同盟会重要人士的谈判,与江浙两省关系不大。江浙独立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战争。尤其是在军队复杂的江苏省,自称统帅的人多达八人。如果你不支持程德全,我不知道如何收拾。所以对项城完全没有要求。但我只能代表江浙人民贡献我的意见,不能保证联盟会听。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手腕和能力。”唐听了之后,对张健说道,“司先生说,开门见山吧。我应该遵照指示,尽力而为。”(刘厚生:《张謇传》,龙门三联书店,1958版,第194页)。

黄兴兵败汉阳回沪,在赵凤昌家中与张謇、等人会合。唐赴上海讲和,还在赵宅会见了黄兴。这时,黄兴已晋升为元帅,所有有关和平的重要问题都由他和唐协商。南方和会全权代表吴映洁·方婷经常去赵宅会见唐·邵毅。

在赵凤昌的《西藏萨格勒布》中,有一个召集全国会议的办法草案:“第一,召集全国会议,表决取决于* * *和皇位问题,取决于多数。决定之后,双方都必须承认。2.全国大会由各省代表组织,每个省三人,每人一票。出席代表不足三人的,仍有权投三票。三、会议人数达到三分之二,会议可以决议。4.会议地点在上海。5.会议时间定在11月10日前,越早越好。”将这份草案与吴唐第四次、第五次会议达成的召开全国会议的协议相比较,除了会议次数改为“四分之三”,会议时间定为11月20日(1912 1.8)外,其他内容完全相同。由此可见,吴与唐的公开会面之前,议程与协议条款已经决定,赵凤昌也是秘密参与者。65438年2月25日孙中山回国,第二天下午就去“喜印堂”会见赵凤昌,征求他对时局的看法。赵分析南北形势,提出“三考虑”和“三策”:如无协议,南北将长期僵持,经济恐慌,民生艰难,外交极危。如果赔偿到期没有支付,所有国家都应该责怪北京,但北京不应该责怪南方。各省分散,无法统一。如果大国以此为借口,以占领领土为质量,并没有被瓜分的危险。这是一个隐忧。

北京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自袁入主京师后,民心逐渐安定,在外交、军事、政治等方面都有了优势。各国使节不相信清政府,而相信袁个人,与皇帝无异。东北三省因外交掣肘不能宣布独立,山东、河南、直隶属于袁故地。今后,它必然会倾向于袁的势力范围。万一袁把北京经营得好,外债和外交都有所成就,基础稍扎实,又逐渐到达山东、河南、直隶,调兵南下,以与我革命军决战,彼此胜负未定。南方即使能抵抗,也会成为南北分野之局,国家版图缩小,南方人吃饱了撑的。为什么会是移植区?有两件事需要担心。

虽然南方各省都已宣布独立,但是,他们有不同的权力和意见,并有被统一的趋势。到处都是新兵和没经过训练的士兵,很难说怎么打。南方各省的军政府内部,一直在争权夺利,彼此很快就要分崩离析,但要团结一致并不容易。如果不能统一而失败,袁将成为拿破仑的事业。有三件事需要担心。

今天,这是一个南方的计划。如果你想与北方对抗,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第一,已经宣布独立的各省要商量,组织临时政府,谋划大局。凡各省军政财部往来,必保长江一带密排,使其可守可战,为进北之计。二是北军依靠京汉铁路转移军饷非常方便。必有一支直捣开封的奇兵,足以助河南人独立,但北京援朝后,皮军夺取河南,切断京汉铁路,汉口北军不战而降。

第三,北京的金融危机已经到了极点。而南军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江南富庶的省份,如果鼓励经商,管理税赋,不仅有利于长江交通,而且有利于江浙闽粤口岸的对外贸易,财政和武器也容易筹集,可以是长久之计。北军虽多,却无能为力。

赵逢昌深谋远虑,足智多谋,其三虑三策,堪比孔智明。后来孙中山多次出访,与赵凤昌讨论国家的统一、人才的招募和国家财政的重点。赵凤昌提出了许多建议,鼓励孙中山“为建立政府打好基础,既要容纳群众,又要做一个得民心的副手”。在赵凤昌的《西藏萨格勒布》中,有一份总统、副总统及内阁名单草稿,是赵凤昌参与南北秘密谈判时记录的。其中,总统、副总统、总理以及军、财、外交、教育诸长官的人选,与袁世凯第一届内阁如出一辙。赵凤昌在和谈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南北和谈的最后一刻,双方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届内阁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是同盟会成员。首相通过后,首相提出内阁成员的完整名单,并要求参议员投票。袁世凯拒绝接受这一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

在“喜印堂”讨论这个问题时,赵凤昌也作为观察员出席。他是工作人员,最能读懂每个人的心理。他觉得唐在这个问题上很尴尬,于是插话道:“我是地主,不应该有什么意见。不过现在对柜子有个看法,可以投稿给大家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届内阁是新老总统之间的桥梁,所以这位总理一定是孙和袁信任的人物。我认为只有少川先生(唐·)是最合适的。只要孙先生和黄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入团。这是双方的一条路。”赵凤昌刚说完,和黄兴同时鼓掌,欢迎唐入盟。同时,他们决定邀请唐做宰相。后来汪精卫、蔡元培作入党介绍人,唐入团,问题才圆满解决。

刘厚生说:“赵凤昌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悼词,手稿已经丢失,但我还能记得几句。文章曰:‘南阳路北有三塔,吾夫所居,吾以殷为耻。惜阴斋舍,满座宾朋,生于民国,生于此。“差不多也是纪录片。当时,常峰被赋予了一个绰号,称他为民国助产士。这个接生婆,生孩子的时候,很有帮助……”(刘厚生:《张謇传》,第182页)